当你老了，什么才能让你感到幸福？是时时有人陪伴身边的“小确幸”，还是节假日里儿孙绕膝的“天伦乐”……据预测，2018年，上海户籍60岁以上老年人口总数将突破500万。2020年，户籍60岁以上老年人口总数将达到540万，80岁以上高龄人口也将平稳增长。

一个不容忽略的事实是：上海老龄化程度正在加深，我们的父母也在日渐老去，对于他们的老年生活，我们能做些什么让他们多一点幸福获得感呢？

[问题]

郊区养老配药难，好保姆难寻

翁老伯今年已逾80岁，去年他将自己市中心的老房子出租，用租金在外环外租了套新建商品房。比起以前上下爬楼梯、晒太阳都不尽兴的生活，商品房电梯上下，即便是大冬天，阳光也能从早晒到晚，十分惬意。

虽然周围配套设施还不完善，但“开门七件事”总能解决，实在不行，家中小辈点点鼠标，他在家坐等收货就可以了。唯有一件事，让全家人犯愁不已。

因翁老伯患有糖尿病，还做过心脏搭桥手术，需要定时服药。而其用于治疗心脏病的药，只有市中心某三甲医院才有，要转三辆公交车才能到达。于是，家中子女承担了配药重任。从自己家出发到翁老伯家，拿好医保卡、配好药，连卡带药再一起送回，一来一往要耗费大半天的时间。翁老伯的子女也都60岁左右了，如此奔波，甚为折腾。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市区老人到近郊甚至远郊养老渐成趋势。比如，青浦金泽镇就成为不少市区老人的养老之选。在这里，空气更清新、生活成本更低、生活节奏更慢……不过对于一些患病老人来说，配药是最大的麻烦，因为有些药品只有市中心个别三甲医院才有。一来一回，费时费力。

每年春节前夕，民盟上海市委主委、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惠强都要去探望一些民盟盟员。今年他去探望一位老艺术家时，两人无意间聊到了保姆。没想到，这个话题竟让对方十分难过。

“不管我在不在看电视，保姆只要想看电视，就会把我赶回自己房间，理由是客厅的电视最大最好……”类似的不靠谱保姆令这位老艺术家很是郁闷，前前后后换过几十个保姆，老人直感叹“保姆难称心”。

“说实话，我最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郑惠强说，他家最近新添了第三代，本来是件高兴事。可找阿姨却愁煞了全家人，妻子甚至埋怨他“整天都在外面忙，这点小事都做不好！”

“现代社会节奏快，年轻人工作压力大，一老一小都需要保姆搭把手，可眼看保姆价格越来越高，称心的还是难寻。”郑惠强说。

[求解]

“老伙伴”、“助老服务”等都在试行

目前，上海正在探索“9073”的养老模式，即90%的老人依靠居家养老，7%的老人依靠社区养老，3%的老人依靠机构养老。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如何更好地为老服务、探索更适合老人的养老模式，各方探索其实一直都未中断。

上海有一个“老伙伴计划”，即低龄老人充当志愿者，结对照顾高龄老人。目前，约有15万名老人享受了这一志愿结对服务。

“老伙伴计划”是市政协常委、人资环建委主任马伊里担任市民政局局长时推出的一项惠老措施。当初，她走访黄浦区南京东路街道时，发现一个“常青藤”的公益项目，立足于社区老人的非医疗健康干预。通过对低龄老人进行专业知识培训，由他们充当志愿者去为高龄老人进行干预，包括健康心态、关系处理、理财焦虑、生活习惯和应对疾病五大方面。

“人是养老体系建设的关键，‘常青藤’　项目就提供了很好的思路与模式，就养老体系的建设而言，也是一种积极有益的探索与补充。于是，‘老伙伴计划’便应运而生。”马伊里说：“‘老伙伴计划’已在各个区县生根发芽，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但问题也依然存在。其主要依托于行政力量推动，有时候难免显得比较教条与死板。在实际操作中，也存在简单化、干巴化的倾向。”比如，有些地方将之简化为“老人结对”、“电话问询”，1名志愿者对应5位老人，每天循例问候，感情交流寡淡。志愿行为有了，但志愿精神还差了口气。也有些地方将志愿者补贴异化为就业帮困补贴，招募一些本身就是弱势群体的人充当志愿者，没有经受过培训，加上本身知识水平有限，他们可能并不适合担任志愿者。作为“老伙伴计划”的发起人，她感觉距离当初的内涵设想还是存在差距。

除了官方行动，各种民间探索也不断。

在浦东，有个名为“新沪商助老服务”的公益项目，目前在周家渡、潍坊等几个街道试点，其操作思路就是通过培训低龄老人成为志愿者后，陪伴高龄老人，为他们提供生活所需的各种便利，比如买菜、陪同看病……项目已经形成了一套详细的评价与表彰系统。

闵行区则有个“康乐福为老服务平台”。老人只要注册成为会员，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平台提供的关爱服务、便民家政、应急救助等各类服务。

[建言]

“时间银行”值得尝试

黄浦区人大代表袁家麟对养老问题一直十分关注。来自半淞园路街道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超九成的老人习惯在环境熟悉的社区养老。因此他认为，如何依托社区做好居家养老才是关键。

在进行多方的调研研究后，他提议探索志愿时间返还制度。“‘时间银行’　概念是20世纪80年代初由美国人埃德加·卡恩提出。会员通过为他人提供服务来储蓄时间，当自己需要帮助时，再从‘银行’　提取时间以获取他人服务。”袁家麟认为，或许不是每个家庭都有孩子，但几乎每个家庭都有老人，养老问题每个人都会遇到，因此群众的接受度一定很高，关键是这样的一个体系怎么去建立。是由政府牵头建设一个市级平台，还是仿照义务献血制度发放证件，都可以由专业人员去研究。

黄浦区人大代表唐海宝表示，如果有这样的“时间银行”，他一定报名。趁着身体还健朗，为20年以后的老年生活存下志愿时间，相信对很多低龄老人来说，都会很有诱惑力。“我们应该改变传统思路，养老要引入‘共享’与‘分享’的概念，这样你好、我好、大家好，你赢、我赢、大家赢。”

市政协常委、农工党市委副主委张怀琼多年来一直关注养老问题。他认为，要建设这样一个志愿者的“时间银行”平台，关键在于时间的计算标准和志愿行为的认定。比如说打分，给老人洗衣做饭和陪老人说话聊天，该怎么区分？有些志愿者是具有专业资格证书的，比如说护士、医生，他们显然能承担一般志愿者无法承担的职责，对他们又该如何打分？最后，支取的时候，时间标准又该如何进行折算？随着社会科技的发展和智慧城市建设的推进，养老智能化也是必然发展趋势，而“时间银行”这样的平台如果能够搭建成功，对推进社会的智能养老大有裨益。

对于“时间银行”，马伊里有自己的看法。“想法肯定是好的，但对于时间这种跨际代的兑换载体而言，谁来记录？谁来认证？谁来兑换？……”马伊里认为这不光是建立一个平台，社会的征信体系等配套建设都要跟上去，“时间银行”才可能建设并运行。

就目前而言，马伊里认为小范围的试点比较可行，实施主体可以是职能部门，也可以是民间机构，通过实践的积累既可以获得经验，又能够将问题暴露出来。这样，说不定就为日后的大规模铺开奠定了基础。

目前，苏州、武汉都有个别小区或者街镇在探索志愿者“时间银行”的储蓄模式，只是志愿时间的兑换还是以实物为主，比如助餐券或者社区服务优惠券等。单纯地存入志愿时间，再兑换同等的志愿时间，尚没有形成一个可操作的标准与体系。而且因为是以社区或街镇为储蓄单位，一旦志愿者搬离，存入的时间就面临无法兑换的尴尬。

2015年，南京出台了《南京市养老志愿者服务时间储蓄实施办法》。其中提到，志愿者参与为老年人服务的时间，由指定的经办机构记载存档，当志愿者或志愿者的直系亲属年老体弱时再将服务取出来，预存的时间在各经办机构之间通用。只是，由于该办法于2015年下半年推出，实施的情况如何，还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