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性循环使人们不断离开?

哥伦比大学教授纳克斯（Nurkse）于1953年在其著作《不发达国家资本的形成》一书中提出了关于资本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他认为落后地区由于发展水平低,在供给和需求两端均限制了资本形成，更使其长期陷于贫困之中。

80年代以来，我国东部地区率先得到了商贸开放的特权以及众多政策的支持, 比西部更早实现了地区经济发达。随着资本的扩大形成，财富也遵循了从落后地区流向发达地区的流动。这自然而然的影响到人均收入。中西部地区的与东部地区的人均收入已产生巨大差距，例如2016年上半年上海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额是新疆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02.12元的10倍。

这种收入的差距，牵动了人才乃至人口的加速流动。根据调查，我国因“务工经商”而迁移的人口比重从80年代的7.9%上升至2010年的45.1%，成为全国迁移的最核心原因。2010年我国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数为2.61亿，其中2010年广东省流迁人口达到3681万，超过了1990年全国流迁人口的总数。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从2000年至2010年，我国东部地区迁入人口占全国迁移总人口的比重达到了82.4%，而西部中部分别仅占12.1%和6.5%。其中，北京、上海、天津三大超大城市的净迁移人口比重从2000年的17.5%、18.2%和6.6%增长到了2010年的34.5%、37.9%和21.0%，马太效应明显。

未来如果户籍限制等极端不人道的政策措施不再重演和加剧，开历史的倒车。那么，未来区域之间如何吸引和留住人口，将成为区域之间更为深层次、更为关键的“人口战争”。

西部崛起大机遇已显、小机遇未明

从几个方面来看，西部地区迎来了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机遇期：

互联网在中国大陆地区的应用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并在很多方面开始引领全球互联网发展和应用。中国在互联网上已逐渐建立、发展、完善出了一整套“跨地域”的能够支撑互联网创新创业的新型商业服务体系，它有效、公平、开放的发挥了科技企业、平台型企业的“龙头”带动和服务作用，也激发了小微企业、传统产业、政府机构的创新热情、转型意愿、改革动能。互联网上，创新创业的成本大大降低，区域之间经营创新门槛的差别逐渐被拉平，地域之间创业环境的差距正在改变。西部创业企业能够同步使用和融入全球领先的互联网创新创业服务体系，并同步拥有不断迭代更新的各类工具、软件、服务，这是80年代以来西部创业者在“机会公平”上的第一次。

“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出台，标志着国家长期战略重心开始从东部的太平洋区域向西部的大西洋、印度洋区域逐渐转向，也首次有机会打破西部地区长期以来的阶梯式区位劣势，为西部突破发展限制带来了新的契机。尤其是以丝绸之路经济带为依托的陆地运输贸易新模式,让西部地区能够更便利、更开放地对接整个欧亚大陆的国际市场，以及以瓜达尔港为基点的印度洋乃至海湾地区。国际开放要求西部地区尽快地对接、融入国际商贸规则，提升西部和国际资源要素的流动和匹配效率。西部如果积极开展技术改造、产品研发、品牌塑造等高附加值经济活动,也必然能够在带来大量商机的同时,推动产业创新和转型。

“供给侧改革”的深入与新兴“数字经济”正在不断深入融合。未来，服务型制造能力将成为决定传统制造企业竞争力的关键以及利润的主要来源，传统制造企业的重心需要从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移。而在服务经济时代，“得数据者得天下”，中国互联网行业的领先优势让中国在全球的数据争夺战场上取得了领先优势，数据将成为传统制造业创造新经济价值的“新能源”。目前，大数据、云计算在西部几个省市的率先应用，已为西部传统产业跨越式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西部地区在能源及化学工业、原材料加工业、特色农产品加工业、装备制造业等传统优势产业推进“供给侧改革”与“数字经济”的深入融合，必将会迎来新一轮的跨越式机遇。

“第五次全球产业大转移”正在发生。全球产业已先后经历了多次转移，在这个过程中，产业的承接者每每能够实现区域经济的大发展。例如，第一次从英国到美国，第二从美国到德国、日本，第三次从日本到亚洲四小龙，第四次从上述发达地区向中国的转移（主要是东南沿海）。然而，2003年以来由于中国在房地产为首的高耗能低端产业的过度发展、中国东南沿海制造成本高企、外贸出口受阻等因素影响，目前我国东南沿海产业正处在双向输出的关键期：一方面高端产业正在向美国、日本、欧洲等发达经济体回流；低端的产业开始向东南亚相关国家转移。2008年金融危机后，国家扩大内需的投资已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在这个大背景下看西部地区，既是中国经济转型的纵深空间支持，也是中国区域经济从非均衡战略向均衡战略转型的关键。因此，正在进行中的第五次全球范围的产业转移，既是西部地区的机遇，也是西部地区的重大挑战：西部地区既有着土地、劳动力、文化、政策等方面的优势，也面对着来自全球范围的竞争。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以上机遇均只是在长周期、大场域内出现的所谓大机遇：一方面，机遇并不能够必然的转化为现实的发展，历史上错过重大机遇的情况屡屡发生；另一方面，仅仅靠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并不能够为西部产生持久的发展动力，要想在未来竞争中抢占先机，提前培育创新创业才是制高点。具体从眼前的创新创业落地的角度来看，目前西部地区是否能够抓住机遇，将自身打造成为资本、资源、创新、创业的聚集高地，还存在着文化、理念、人才、制度、资金、市场等等核心问题和壁垒。

如何快速解决好眼前的问题，避免错失重大机遇，成为西部地区最为紧迫、最需要突破的重点。

西部地区更需要“真企业家”和“软环境”

“真正的企业家”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优秀的科技人才能够在关键领域实现技术、工程难题的突破，优秀的行政人才能够带来先进的治理理念、推动制度政策的改革优化，低廉的劳动力和土地成本能够让企业在市场上占据竞争优势……但面对新形式下的区域竞争，只有“好企业”的涌现和健康成长，带来高质量就业机会的不断出现，才是一个地区吸引力的关键。而面对着稍纵即逝的商业机会和激烈的全球市场竞争，“真正的企业家”才是能够敏锐的捕捉到机会，率先“坚信未来”，并不断的锐意进取、敬业敬职、勤俭节约的艰苦奋斗、整合资源，将机遇实实在在转化为企业利润、就业机遇的“关键先生”。其他人在本质上“不能够”也“不应当”越俎代庖！

培育和吸引“真企业家”是不容易的。中国的“真企业家”远远不够多，这不仅体现在中国每百人拥有的企业数量远低于美国，也更体现在中国500强企业的盈利能力远远低于美国500强企业。而地方政府如何鉴别“真企业家”和“假企业家”，应该回归常识，向业绩优秀又有道德和责任感的风险投资人学习科学的甄别方法。未来，是否能够识别和服务“真企业家”应当是包括政府官员在内的该区域内的所有公共服务人员需拥有和提升的核心能力，否则就必然会带来大量公共资源的浪费、错配，误导创业者群体，甚至导致重大机遇的错失。

研究和实践不断表明，企业家精神、创新创意往往并不能够被规划和指导出来，却能够在良好的商业生态环境中被激发和孕育。这种环境不仅仅包括“偏硬的环境”，如办公场地、仓储物流、铁公机、宽带、资金专项、税负减免等；而是而更需要一种以“开放”、“公平”、“稳定”为核心的“软环境”。这种“软环境”既包括创业创新的服务体系，如工商注册、财务融资、税务法务、咨询培训、设计美工、营销策划等常规服务，包括软件工具、互联网平台、云计算、大数据等新兴基础设施服务，也包括培育激发创新创业精神的氛围和文化。

好的创新创业文化和氛围的培育，不仅仅是召开创新创业大会，邀请所谓的名人明星演讲励志就能一蹴而就。而更需要以更加务实而具体的行动，让一个又一个创业者，面对一次又一次商机，在一个又一个具体问题上不断交流碰撞、合作协同，不断改进产品和服务、提升商业经营能力，获得收益和利润；并再一次交流碰撞、合作协同……从而形成创新创业文化氛围的正向螺旋式上升。